1938年江海关华员护关运动（二）
据王兆勲同志所写《抗战初期上海区海关职工的革命斗争》“（见1986年6月中国海关学会编印的《海关职工革命斗争史资料选集第一辑》，大会召开的前一天，”5月6日晨，由“维新政府”财政部委派的伪监督李建南和日本驻泸副领事、海军军官二人、日籍探捕三人以及工部局日籍警察数人，分乘汽车到江海关，先见常务税务司赤谷由助，由赤谷由助介绍与税务司罗福德见面，李建南面交所带文件，并请罗福德本着合作精神，共同任事。罗福德陪同李建南等到新闸路海关监督公署参观。根据6日罗福德给梅乐和的密函，李建南当时给罗福德的文件是任命他当税务司的委任状，其中“命令”包括：税款除去经费和外债及赔款担保部份后的余款，由伪政府支配；关务和关员变动由伪政府决定；悬挂伪旗；接收监督公署等。说明党支部选择召开护关运动的日期，非常准确，正好与敌伪的活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给敌伪一个沉重的无情的打击。
当时出版的各晚报及第二日出版的各大报，对海关华员护关运动，都作了详尽确切的报导，（有的报章还发表社论）热情支持海关华员的正义斗争。
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于7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邀请护关运动委员会派代表介绍斗争的经过情况。并发表宣言，坚决为关员的斗争做后盾，并向海上各界同胞呼吁：一致援助英勇坚毅的海关华员的护关运动。上海《文汇报》于5月11日以“上海全体市民”名义发表宣言，表示：（一）维护国家主权，保持海关行政之完整，坚决反对汉奸组织任何覬觎海关的企图。（二）反对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英日间关于中国海关的妥协。（三）拥护政府实行自主外交，正式否认英日间关于中国关税的妥协。（四）号召全国同胞一致声援江海关华员护关运动。（五）联合全世界人士一致抨击某方（指日本）的无耻走私，（六）发动全市力量，与忠勇卓绝的江海关华员共同奋斗到底。上海学生也发表宣言声称：“江海关全体华员是上海三百万市民的先锋，他们发动这次斗争，恰是回答了我们三百万市民对他们的要求，我们大、中、小学数万青年学生决不能听任汉奸卖国贼在上海猖獗起来，更不能让暴日明抢暗夺的行为达到他预期的目的。”上海进步读书会，神州妇女座谈会等，都来信表示支持。护关运动委员会接到许多慰劳的电报和信件。
在汉口出版的《新华日报》于10日发表题为“上海海关华员罢工事件”的社论，热烈赞扬和支持海关员工的罢工斗争，指出：“上海爱国的关员、邮工，他们以罢工的武器来反对敌伪的这种恶毒无耻的行为，在万目睽睽的国际都市，为中华民族争国格。所以全国同胞在今天应立时奋起，给予他们以有力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鼓励和援助！”社论还指出：“英国同日本缔结中国海关协定，无论它如何说法（非正式的或只限战争期间的），但皆为破坏中国行政独立的举动，这是英国政府远东政策上一大污点”。社论最后号召坚持抗战，加紧扩大华北与江南的游击战争。“我们应该认定要收回我国的海关，只有以武力驱逐日寇出中国，才有可能。”
《上海导报》也于5月10日11日先后发表社论指出：“关员们的行为不但是为了争主权！并且要杜绝这条裹粮资敌的途径。对于关员们这一艰难的斗争，全上海不忘他们，祖国的华人及华人机关应该赶紧发动起援助的组织和工作。”“每一个中国人民都应该尽他们一分的责任，不能袖手旁观，更不能认为这一斗争只是华籍关员自己的义举，不关其他中国人的事。”
8日早晨，护关委员会得到消息，海关总税务司署税务司丁贵堂在同益里海关俱乐部召开高级华员会议商量对策。护关委员会立即发动群众先去海关俱乐部抢占会场，胡实声上台发言，宣布护关运动的成功具有重大意义。丁贵堂到会场后，对此表示不满，他对胡实声说，“这个会是我召开的，你不能在台上讲话。”接着丁就发言，“外面的传说不是事实，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总税务司会遵照政府的指示妥善交涉。我也是爱国的，如果发生江海关悬挂伪旗的事，我第一个辞职不干。江海关华员罢工的行为，影响外国商船的利益，影响中国进出口商人的利益，影响江海关的日常收税工作，是不对的，要立即恢复工作。大家要信赖海关当局会积极进行交涉，得到圆满结果。”胡实声说：“我们反对敌伪接收江海关，是维护国家主权，不仅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个人生活是小事，国家主权是大事。”朱人秀也说，“敌伪接收江海关，悬挂伪旗，是损害我国格、损害我们全体华员人格的奇耻大辱，我们是中国人，无法容忍这样的侮辱。全国人民满腔情热，眼睛望着我们，全世界外国人士眼晴也看着我们，我们用坚决的行动表示抗战，这是正义的行为。”丁贵堂最后说，“9日一定要复工，再不复工要按纪律处分。”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肆
江海关罢工后，正如前文所记述，上海及全国各地报纸陆续刊出各界人民支援江海关华员护关运动的宣言、社论，护关运动委员会接到成百封个人名义的联名的、或团体的表示声援的信件。特别令人兴奋的是，正如党支部事先所料，由于外轮都有电报设备，江海关华员罢工事件，香港及欧美重要港口的报纸8日以后都先后发出了报道，影响遍及世界各地。
8日（星期日）下午，海关党支部在冯华全家开会，王尧山同志传达了上级决定：要保存力量，在上海作长期斗争，护关运动已达到了扩大抗日运动在“孤岛”上的影响，伪旗暂时没能挂起，要向社会宣告护关运动告一段落。这个任务由彭瑞复执行。经彭和《文汇报》联系，约了两位记者到王兆勲家中，向他们宣告了护关运动告一段落。第二天《文汇报》以护关运动委员会负责人的名义，在显著地位发表了这篇谈话。《文汇报》当时在“孤岛”上利用英美和日本之间的矛盾，站在抗日的立场上，登载各界声援中华民族正义活动的新闻，影响是很大的。
9日是星期一，关员开始去江海关上班。中午传来消息，税警杨文龙被日警逮捕。据江海关税务司罗福德5月10日第364号呈总税务司密函，“第98号税警杨文龙在9日被日军宪兵从大关码头逮捕带走”。11日帮办张鸿奎在江海关办公室又被日军宪兵逮走。为了防止意外，积极参与活动的内外勤华员，被默许离职回家休假。15日张鸿奎由海关出面保出。杨文龙后来也出了狱。17日总税务司明令批准江海关税务司罗福德5月10日第364号密函及5月16日第368号密函所提出的“那些在7日示威运动中显著活跃的分子”37人，调离江海关，具体名单如下：
此外，还有税务员陈文照、稽查员钮裕本、郭功宪、汤武梁、李业贵、陈砌磨、孙国仁、张渊、荣龙潜、管庆华、王志道、黄季成、金毓宝、白同圭、王学义、陈阳枢、周家淦、张国建、杨石城、平桂村、周基正、蔡福传、陈扬奇、杨斌等25人，调往何处不详。
调口的理由，按照江海关税务司呈总税务第364号密电：“第98号税警杨文龙在9日被日军宪兵在大关码头逮捕带走了。我认为这种举动会使那些在7日示威运动中显著活跃的分子发生危险，因此，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我建议将下列人员（注：即上述37人）立即调口。”这是海关当局把大批人员调口的表面理由，他们的实际目的是用“调口”的办法达到拆散抗日救亡的力量，孤立群众，减少革命影响的目的。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火种在，火是不会灭的。”海关当局这样做，反而扩大了积极分子活动的范围，团结教育了更多的海关职工，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宣传教育工作。
海关党支部于5月下旬在冯华全家举行会议。王尧山、彭瑞复、朱人秀、冯华全、高仕融、都参加了。讨论内容是汇报护关运动的经过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就护关运动的意义和影响而言，有其成功的一面：（一）乐文社、战时服务团、和救国十人团二年来的群众教育工作，为这次护关运动的取得成功打下了基础，党支部对于广大的内外勤华员和税警的爱国情绪和反抗敌伪情绪，事先的估计是正确的。这就是在发动护关斗争前估计有把握取得成功的依据，护关运动的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二）上海租界成为“孤岛”，抗日救亡运动处于低潮，海关职工坚决勇敢的罢工斗争，不仅海关当局感到意外，而且使敌伪的胡作非为，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狼狈不堪。他们摸不透内情，反击也就无力。从他们所逮捕的对象并非护关运动的主要成员，可得到证明。（三）罢工时间虽然只有两天（5月7日、8日），但由于本市各报及外地各报的有力宣传，由于外国商船的电讯传送，本市记者招待会的召开，本市各界人民、全国各地人民、甚至世界各重要港口的人士，都表示热情声援，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这是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后人民抗日救亡的退潮一击，有声有色，深深扎根在人民的心中，也使敌伪受到打击，感深中国人民斗志不可轻视。（四）斗争中党支部注意方式的方法群众化，注意做到不提过高的要求，在宣言和标语中，只强调反对悬挂伪旗和拥护总税务司拒绝税款移存正金银行，这是比较策略的。统战工作做得较好，能争取高级华员担任大会的主持人。但另一方面，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教训，主要是缺乏群众运动的经验，事前准备工作做得不细致，以至有的不该暴露面目的党员和积极分子暴露了，被调离上海，影响海关党今后开展工作，同时在斗争中预计性差，没有党员密切联系的预定办法，使运动后期党支部领导力量与运动的发展、发生脱节现象。这次会议最后，对调口的朱人秀、高士融、彭瑞复的组织关系的转移手续，王尧山同志作了妥善安排。调去广州海关的朱人秀，到达广州三星期后，就跟党的南方局接上了组织关系。其他同志也都先后接上了组织关系。在党组织领导下，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文/朱人秀
（上海市人民政府离休干部）
来源：海关研究1989-02
编辑：常相婧
发布：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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